网络舆情是如何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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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社会中的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经由网民的参与、讨论迅速形成网络舆情，影响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也正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和思想碰撞的主要渠道和反映社情民意最重要的窗口。网络舆情就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网络舆情形成与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网络舆情的主体，即借助网络各种平台对社会各种事物发表意见和看法的人，也就是参与形成网络舆论的网民；二是网络技术发展为网民提供的交流平台。

　　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中曾表示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文字印刷、电视录像是眼睛的延伸，音乐、广播是人的耳朵的延伸，电话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毋庸置疑，网络发言平台的拓宽延伸了网络舆情的发展，这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媒介技术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剖析2002 年到2012 年这十年间网络舆情的变化，网络媒介技术是舆情变化影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把 2003 年称为网络媒体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两起重要的网络舆情事件：一起是广州的孙志刚案，他在收容过程中被打死，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最终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止；另一起是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围绕着撞人者的身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讨论，最终导致黑龙江官场大规模地震。此后，互联网开始逐渐介入中国社会的热点公共事务。

　　面对日益升温的网络舆情，一是中国网络主流媒体在国内重大活动报道中担当着引导舆论的主要力量。在当时，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为首的主流媒体梯队己初具规模，管理和运作也逐步成熟，积极地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另外政府对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开始重视。从2003 年开始，舆情监测上升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4 年，舆情工作首次见诸中国中央全会工作报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一些舆情作为社情民意进入了决策程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这时，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管理还比较粗放，还处于摸索阶段，干预也不是很多。

　　网络传播具有容量无限性、物质载体无形性的特征，各种思想、信息易于在网上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网络舆情事件。互联网管理可分为硬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硬性管理可以通过政令在短期内迅速地平息网络舆情事件，但是会招致网民反感，并不能真正消除网民的疑虑，甚至可能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产生隔阂。柔性管理则是将制度管理和民主建设相结合，一方面倡导和发展“网络民主”，鼓励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网络言论平台，通过论坛、微博等载体，让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强网络法治建设，提倡网民道德自律，推动网络法治化进程。互联网管理无论采用哪种管理方式，均会对网络舆情产生显著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逐渐深入，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也得到从政府到百姓越来越多的认知和运用，不同的网络媒体由于其影响力的不同，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热点事件一般都经由一些知名网站披露或后续转载及跟踪报道便快速形成网络舆情，大部分的热点事件，都首先会经过社交媒体的疯狂转发，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然后传统媒体跟进并深度报道，各大网站转载，便迅速地形成网络舆情。这些网络媒体具有较大的用户访问量，传播能力强，社会影响力显著，在热点事件演化为网络舆情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

　　这里的认知水平是指网民对舆情事件认识、判断、评价和应对的素质，与网民的知识水平、实践经验、思维能力相关。认知水平高的网民，不容易盲从他人观点，能够理性地分析和客观地评价舆情事件，并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同时在某些议题上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引导舆论发展的方向。然而，部分网民由于认知水平的限制，在面对网络上的多元信息时，无法做出选择，且为信息所奴役、支配，逐渐丧失主体意识。这时网民的信息行为主要受到媒介和其他网民的牵制，由于自我意识的缺乏而失去自我选择的机会和能力。所以，他们在面对舆情事件时，易于为他人观点所左右，成为主流舆论的一员，也是网民的主体，在壮大主流舆论的同时，也影响其他网民加入主流舆论，将舆论推向单级化，进而形成网络舆情。

　　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开放性和无国界性，造就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物质环境的虚拟世界，且使得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面临革命性的转变。网民道德失范现象日益突出，道德观念整体下滑，已成为当今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网络舆情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究其原因，网民道德观念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众的道德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特别是网民，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冲击，使得部分网民对西方价值观念产生亲近感、信任感、认同感和依赖感，而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产生动摇，在是非观念上模糊不清，道德水平下降；其二，部分网民认为网络是一个与现实完全剥离的虚拟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和约束，可以尽量张扬个性，任意发表言论，即便有不合道德的言行举止，也无法追究，因此其道德约束力下降，进而放纵自己的言行，将现实社会中的不满和怨气以非理性的方式释放。

　　信息传播行为是指网民通过互联网，对网络事件相关信息的接收、传递以及反馈等行为。网民信息传播行为直接导致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促成网络舆情的片面化呈现，其主要表现在：网民可能断裂化或选择性地发布信息；网民对于舆情信息的被动性接纳与主体性丧失；网民对于舆情事件判断的个人发挥与标签化处理。从信息传播过程角度看，可以将网民的信息传播行为分为意见表达型、关注扩散型、观望沉默型。意见表达型采集现实生活中未予正式报道的事件，或者收集互联网上未引起关注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发起对此类事件的评论，引发大众关注，这类行为常常是网络舆情事件的导火索。关注扩散型参与事件的讨论并将其转发，在网络舆情形成过程中起到信息扩散的作用。而观望沉默型则仅仅关注事件，并不参与讨论，也不会转发扩散，可以将其看作是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终点。此外，网民身份标识状态也对网民的信息传播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网民处于实名状态下，信息传播行为相对理性与客观，而处于匿名状态下则相对非理性和暴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矛盾，容易使一些人不能明辨是非。另外，少数社会管理者对于舆论习惯迂回或者堵塞，而互联网又是民意表达最主要、最便捷的平台，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网络舆情还会持续空前的繁荣，舆情管理任务也是相当艰巨，任重道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