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容易受到舆情绑架的四种情况分析

　　决策容易受到舆情绑架的四种情况分析--最近网络谈的比较多的是《我的县长父亲》文章获得一等奖之后，因为受到网民热议，被第一时间删除了。

　　其实看看这篇文章的原文，作为儿子回忆作为老革命的父亲的言行举止，还是具有较为感人的艺术力量的，应该有实力获得廉洁征文较好奖项，甚至可以作为一篇地方文献留存。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该文章获得一等奖后获得了很大的争议。相信很多网友或许并未看到原文，只是“望题生义”，和一些想象中的事情产生负面勾连。

　　网络议论让地方承受很大压力，相关方面第一时间将文章删除以息事宁人。可是没料到，删文反倒又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如果说第一波舆情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那么第二波舆情是相对理性的分析，并批评地方删文的仓促和不合理。

　　如果我们将此事和此前某地县委书记在面对群体事件的时候迅速答应全部诉求等事件合起来看，会发现现在相关部门和领导对于舆情的应对堪称是一触即溃，缺乏底线和安全线，为了平息事态，情愿放弃原则，一退到底。

　　正如我们在此前一些文章提到的那样，政府在舆论舆情的博弈中也是必须确立底线的，那就是一些政策、法律和价值观原则，一旦后撤逾越这条线，会伤害公信力。

　　所以，严格地说，上面这种一味退让的做法其实不是舆情应对，而是在舆情压力之下的溃退。如果从决策的角度看，则更可以理解为是决策的失败，是受到舆情绑架的结果。

　　即便考虑到当下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也应该从这样的事件中间吸取足够的教训，那就是退让和过多承诺不光解决不了舆情，反倒可能导致更多的舆情和其它意料之外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社会的博弈行为。根据以往的教训，以及相关渠道传来的最新信息，在相关方面答应全部的诉求之后，新的诉求也就接踵而至了。

　　这两年，我们肉眼可见的现实是，相关部门对于舆情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很多年前的不管不问，到多年前的要管要问，再到今天的草木皆兵，全管全问。一个可以精准施策的舆情，却押上全部资源，甚至被舆情牵着鼻子走，导致决策被裹挟、被绑架。

　　我们这里所说的决策受到舆情的绑架，是指这样的情形：地方或部门在就某个事件下结论或者出台相关措施的时候，由于正面临舆情炙烤，或者过多虑及网络舆情的压力或者网民群体的心理、情绪感受，而不得不作出一些迎合性的决策，或者不那么科学有力的决策。至于决策是不是理性的、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则不在当下的短期考虑范围之内。

　　这样的行为，除了上述的两个案例之外，还包括诸如，涉及到自身的事件，即便仅有少数网民在议论或者批评，也立刻翻身上马，如临大敌，甚至督促赶紧删帖，而删帖是一种“挖坑”行为；接到个别网民相关投诉和反映，无论重要不重要、主流非主流，全都视为民意，必须全力解决；接到个别或者少数网民举报某人某事，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即成立调查组全力调查，即便最后发现浪费人力物力而毫无所获，但好在可以免责，等等。

　　今天的舆情内容，堪称包罗万象，理性和非理性、真相和后真相、情绪和愤怒、爱国和民粹等等，不一而足。舆情流量，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人性中最底层的原油类的产物，成分复杂，亦正亦邪，具有原力，能量巨大。如果分析和利用得好，会离析出很多有用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或者分析不得其法，常常会为流量所噬，陷入黑泥潭难以自拔。

　　因此，面对舆情，考验的是主管部门和社会各方的定力、自信和研判能力，以及治理能力。从现实生活看，经过多年网络舆情的洗礼，很多地方和大型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也有了初步的舆情意识，但是在应对方法的科学性、发展可持续性方面，尚有改善提升的空间。

　　决策为何常常轻率让步，导致严肃的决策受到绑架呢？这里面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分析有如下的四种因素：

　　一是主管部门关注舆情带来了巨大压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网络舆情给与了较大程度的重视，视为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相关部门出台了一定的政策文件，对于基层进行指导和督查。在考察地方政治生态或者干部个人综合素质的时候对于网络评价也相应地有所参考，这样做法本意是督促地方和基层重视舆情、重视舆情中的社情民意，由此更好地服务百姓、关注民生，但在实际操作中变成高压政策，比如出现群体事件可能导致“一刀切”“一票否决”，这就给地方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了尽快解决舆情，只能妥协退让。当然，尽快将历史遗留问题予以解决，或者将百姓反映已久的难题解决，那是最好的舆情应对方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二是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压力增大，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害怕被网民抓住辫子，不得不迎合网民意见，明哲保身。在中美进行激烈博弈的当下，中国百姓爱国之心空前热烈，不光同仇敌忾，还常常揭露那些不爱国的行为。从群体心理的角度看，这个时候常常是意识形态压力急剧增大的时候，一些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侮辱先烈的行为会被百姓自发举报，很小的事情会被放大，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相关部门如果不立刻行动成立调查组或者发出声音，担心会被网民斥为懒政、惰政、放弃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放松警惕等，如果再不行动，网民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迁移到主管部门身上来。

　　三是知识阶层对于一些公共话题的沉默。意识形态压力增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曾经习惯对于公共话题进行评述的人群在近年来部分或者整体性地退出舆论场，他们不再就公共事务进行发声。虽然国内的舆论场暂时变得纯净安全了，却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在国际传播中，我们缺乏重量级的人物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立场和利益发声，仅留下国家发言人和驻外使节在苦苦应战，而后者遭遇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抵制。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当下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都拥有了话语权，一些理性的发言和看法动辄遭到迎头痛击，满腹经纶的学者被骂到学术流产，甚至个人形象都变得灰色难堪，导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退出了舆论场。理性思考的声音从来都是相关部门决策的支撑，如今知识分子的沉默，导致相关部门在相关舆情压力面前独力难支，无人再出面撑起一片理性和舆论的天空，在舆情面前只能退却。

　　四是流量时代的网红专家的崛起。知识阶层的沉默，舆论场和认知领域的空白为崛起的网红所占领。自从流量作为社交币出现以来，真理和真相被指标化，正如美女被指标化后，大长腿和马甲线成为标配，至于整体气质则被视为不入时尚，流量成为衡量真理真相的最主要的指标。网红制造了撕裂话题，激发了巨大流量，影响了网民的思考重点，操纵了舆论走向，导致决策难以平衡理性和流量。

　　在这里我们需要辨析两个概念，那就是专家和网红专家的重要区别。专家是传统的在某个领域踏实耕耘并有独立见解的专家，代表了专业见解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态度。网红专家则是当下流行的那些在某些领域具有知名度的、流量巨大的意见领袖，他们推出某些观点的出发点和底层逻辑是激发流量、吸引粉丝、迎合最大多数的网民，以及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家国的爱国立场。他们最大的担心不是误导舆论，而是掉粉，因为粉丝直接影响收益。掉一个粉丝如同老男人掉一根头发，肉疼得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网红专家在对诸如俄乌冲突的走向和未来发展的研判方面屡屡失败的根源。因为他们看待问题的眼光不是基于事实的、不是基于科学方法的，而是基于观念的、基于爱国激情的，甚至是基于流量利益的。

　　上面提到的决策为舆情绑架的事件，不过是发生在基层的现象，而并没有涉及那些决定一地一时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重大决策，以及涉及到国家社会利益的高层决策。但是也要警惕这样的风险。尤其在目前中美竞争导致系统性压力，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世界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风险经由社交软件等介质的催化，演变为现实危机，常常风起于青萍之末，在风吹草动之间。

　　在面临一些重大事件考验的关头，这种风险压力是巨大的，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如果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网民参与的重大舆情，即便其诉求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也需要就此进行严谨真诚的回应，而不是忽视或者完全采用理性科学的话语回复，更不能回怼和批评教育，因为这会激起更大的网络情绪。此时，安抚和解释，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就成为首选的策略。毕竟，如此规模的人群和如此巨大的声量，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摧毁性的力量，放在哪里都不容忽视。此外，对于那些全网大V、流量明星的禁言或者其它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治理手段。

　　就以外交领域来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争端层出不穷，国内网民有了通过社交软件和各种网络平台现场目睹各种活生生历史大事件的机会。涉及那些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事件，常常激起网络爆发巨大流量，一些网络大V更是乘风御浪制造敏感言论。在一些事件的关口，人们庆幸国家采取的理智的行动，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不理解这种冷静理智的决策行为。那么在后续的过程中，就需要加以引导和说服，否则，这种网络心理在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会爆发更大的力量。

　　但当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涉及教育、文化、新闻、官员公开讲话、名人账号推文等方面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领域，一些地方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在接到投诉和举报之后，完全无力进行博弈，只能按照网民的意见和建议走上一个全流程的调查。即便最后显示子虚乌有或者查无此事，但是也在所不惜，毕竟就此可以免责，网民也无可挑剔，上级部门也长出一口气。至于为此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也是在所不惜了。

　　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会辨析网络舆情中汹涌潮流的中的“民意”和“高亢声音”的区别。在民生领域，网络上的声音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可能涉及到民生痛点和工作的薄弱点，但是当舆情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和未来走向等方面的时候，则不能根据人数的多寡、声量的高低来定，而要带着望远镜和显微镜，更为谨慎小心地辨析其中的合理的成分、民意的成分，撇除其中情绪化、非理性的传播泡沫，千万不能照单全收。

　　在舆情激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种汹涌的舆情流量视作沙石俱下的泥石流，我们需要站在一个高处的瞭望台上看出源头、走向和伤害程度，并及时对下游进行疏导，最好是一开始就预判到了泥石流的爆发，已经修好了应对泥石流的各种设施。这需要定力、高度和研判力。但从实践中看，很多领导干部不是站在高台上，而是奋力跳入了泥石流，常常被挟裹而下，并可能湿透、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