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

　　2022年3月以来，受新一轮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回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支撑性作用。2022年二季度经济总体实现正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2.5%。同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等重要指标都实现了回升，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外贸较好外储稳定、产业升级态势持续、夏粮喜获丰收，均证明了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这与6%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与人民群众期望的理想生产生活目标、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关于速度、规模、结构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对于强化我国经济的韧性、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释放经济潜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更加精准化的宏观调控手段，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构成了近期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虽然我国经济承受住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各类重大事件的冲击，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然而，关于“韧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稳定性，一直存在某些疑虑和争议。也就是说，保持经济运行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是当前对经济韧性实现有效预期管理的关键。

　　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困难问题、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稳定物价水平、扩大消费和投资、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等，是实现经济运行向着正常轨道回归和保持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对此，尽管所实施的发行专项债券、大规模留抵退税和其他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施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以及就业、投资、消费、产业等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成效十分明显，但“向好”态势和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有待进一步稳固。这既有国内疫情因素叠加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的内生根源，亦有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叠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外部原因。

　　未来一个时期，以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基础，夯实经济韧性需要在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同时，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尤其要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通过探索新的基建融资工具，发行消费券，推出居民消费和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针对文旅、餐饮等困难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一揽子支持政策等，不断丰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二是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各种政策工具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国内外环境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运行波动的反复性。这就需要尽最大努力稳定市场预期，着眼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长期化，提升相机调控的精准性，充分考虑政策的传导效应，适度提前、留有冗余，加大存量和增量政策的实施力度。

　　短期调控与长期目标兼顾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特色。当前复杂国际国内环境所蕴含的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呈现“长期化”趋势。输入性通胀、资本外流、大宗及关键商品的供应链中断等风险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强调较多关注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强化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同样重要。既要稳住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盘，也要立足于“十四五”等长期目标来提升我国经济韧性。

　　为此，当前的宏观经济治理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主要指标所体现出的上半年经济成效，已经构成了外部环境和疫情形势中的一次重大增长压力测试。我国在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等领域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这也是我国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数十年来最严重通胀局面的重要原因。不搞“大水漫灌”应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针。二是做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经济预测水平，在最大限度上进行跨周期政策设计，努力延展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时间，管理好公众和社会的未来预期，是支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三是综合运用“1+2+N”的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箱。坚持以“1”即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导向，充分运用“2”个主要手段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挥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一系列政策工具的支撑作用，从而形成系统化、管长远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四是继续在缩小城乡、区域、产业链差距上做文章。提升农村和后进地区的消费能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留住并完善产业链，继续保持强大而高效率的生产制造能力，并努力实现产业向中高端攀升，是经济行稳致远的物质基础。

　　开放合作共赢是永恒主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韧性厚实度的不断增强，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无论具体形式和途径如何变化，新发展阶段的全球化力量仍将是进一步厚植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性支撑。2022年上半年，19.8万亿元人民币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和9.4%的同比增速，保住了全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奠定了稳住经济增长和就业基本盘的基础，充分体现出开放条件下愈加厚实的经济韧性促进自身更加稳定的鲜明特点。

　　事实证明，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优先原则和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其自身经济韧性的双重损害，激化着其内部各种宏观经济矛盾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坚持多边主义而非以邻为壑，坚持以我为主而非依赖他人，努力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新发展阶段厚植我国经济韧性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争取到更多国家支持，在动荡变革时代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更为“韧性”的经济能力，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李江涛）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