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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是罗马的值得称颂的政治成就，按照西塞罗的定义，“共和国即人民公器，它要兼顾到国家所有人的利益，”只能采用共和政体。
即由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共同构成的混合政体，这一政体使执政官、元老院的贵族们、人民大会分别代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来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共和罗马演变为帝国罗马，公民军也成为雇佣军，直至4世纪以后彻底承袭东方专制主义，被马克思称为“没落帝国”的东罗马帝国产生。
罗马人重视法，债权债务、契约、所有权，均被罗马人制定成法律。元老院用立法形式，决定城邦事务，军队由自行出资的公民军组成。
罗马法不仅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开创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中，脱胎而出了等级君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问世，正是基于他们历史的传统。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其法治传统，是同样重要的政治遗产。
《社会契约论》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已成为人们推翻君主专制，和建立民主制度的理论武器。
卢梭非常重视“公意”，这在他关于人民与政府角色的定位、政府的构建、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等方面的分析均有所体现。
卢梭的思想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社会公仆问题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启蒙与催化作用。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任何人对于他的同胞来说，并不具有天然的权威，人与人之间的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在自然状态之下，为了克服巨大的生存障碍，需要将个人所拥有的权利，转让给整个集体，集合众人的力量，共同协作、一致行动。重要的是在这种联合的形式之下，人们依然享有自由。
然而自然状态下由于产权不清，以及各种非理性原因，部族冲突和战争不断，而当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已不再是愚昧的和能力有限的动物。
这时作为一个人，需要公约和权利，来保证体力和智力不相等的人，都是平等的，社会公约赋予政治共同体以生命。
在人民和政府角色的定位上，卢梭认为，在依照社会公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中，人民是主权者，公意并不能被代表。
因此他提出了，人民并不能被代表，议员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的观点，官吏只有服从与否的问题，尽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去承担国家交给他们的职务，即使是在世袭政府中也是如此。
与当时盛行的“神创论”不同，卢梭把目光转向人民，认为“公意”是国家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及合理性的保证，这对《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受到其所在时代的限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当中，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卢梭没有提到劳动者政治上的解放，离不开经济上的解放。相反地，劳动者一旦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则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解放，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分析。
